闲数落花——任善炯的空间

               文 / 任善炯

广大民众和媒体关注的山西省沁水县国有煤矿资产流失案，在沁水县一部分热血民为众维护国有资产而进行历时十二年的检举揭发、上访告状、全力抗争下，不仅国家司法部门至今仍然没有结案，政府部门也没给沁水民众一个说法，流失的高达800多亿元人民币的国有资产也没能被追回。沁水县境内以“三矿一站” （沁水县内的永红、永安、侯村煤矿和嘉峰煤炭集运站）为标志的国有煤矿资源和资产，仍然被以不法权贵商人吕中楼为代表的私人所占有，沁水县地下蕴藏的优质煤炭仍然作为滚滚的“乌金”，源源不断地流入吕中楼们和那些贪腐官员们的私人腰包。

尤其令人愤慨的是，那些为维护国有资产不被掠夺而泣血奔走呼号的老党员、老矿工们，如今已是百发鬓鬓，但他们还在自带干粮、自费奔走在沁水、太原和北京之间上访告状，检举揭发黑恶权贵与腐败贪官；而那位靠掠夺、攫取国有煤矿资源和资产，早就成为山西大富豪的吕中楼，如今却携带巨额资金跑到了港澳和东南亚享受他的天堂生活。尽管国内见不着他的身影，但沁水县地下非常富有的优质煤炭却仍然为他所有。因为，上边有政府官员用开放搞活的“改制”大旗为他保驾护航，下边有他的代理人们在一座座矿坑里督促着煤矿工人，为他挖煤赚钱。至于国有资产的安全与否，国有煤炭资源惨遭流失，老党员和老矿工们的泣血抗争，沁水县的党政部门根本没当一回事，山西省的党政部门似乎也没当一回事，北京的一些新闻媒体倒是为此喊过几嗓子，但并没有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

为什么面对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并沦为私人财产这样的现实，国家党政部门、国资管理部门和司法部门听之任之呢？难道深化改革进入到“企业改制”阶段，就是要将国企资产改为私人所有吗？从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末到新世纪初开始的轰轰烈烈进行的“企业改制”，只要是有良知的中国人都看到了这场以 “民进国退”为响亮口号的“招牌换记”演出。一批又一批国营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地方国营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在“改制”运动中被宣布破产，被所谓的民营企业家实则是权贵商人购买。那种由政府官员做主将国企贱卖的案例数不胜数，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人民创建、人民所有的国有资产，转眼间就变成了私人的财产。在这种变了味的“改制”大潮中，诞生了一大批因贱卖国有资产而大肆收受贿赂的贪官，也诞生了一大批靠贿赂官员、巧取豪夺国有资产而暴富的大富翁。

也许就是这种大规模的运动式的“改制”所导致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已经是大趋势、大潮流与大时髦，所以，像山西省沁水县境内发生的“三矿一站”国有煤矿资源和资产大流失，在主政一方的官员们和司法部门看来就是司空见惯，不算什么事情了吧！

但是，保卫国有资产的安全，堵截国有资产的流失，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山西省沁水县30多名老党员与500多名老矿工为了追讨被以吕中楼为代表的黑恶权贵势力侵占为私有的价值超过800亿元的国家煤矿资源和资产，与官商勾结的黑恶权贵势力进行了长达12年的不屈不挠的抗争。他们捍卫国有资产的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精神，中国公民精神与真正共产党员的精神。而山西境内那些与黑恶奸商勾结的执政党官员，则是当今执政党官员贪腐的典型代表。这个巨大的国有资产流失案件拖延十多年而没得到政府最高层的彻查与结案，更让我们不得不对当今中国执政党的反腐败决心打上大大的问号！

在“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沁水县那些普通党员和矿工们的心目中，国有矿产资源和国有企业资产，是绝对不能让贪官污吏与权贵商人相互勾结而强占掠夺的。他们牢牢地记住了这笔国有资产账目，他们矢志不渝地要追讨回来，为国所有，为民所用。

这些老党员、老矿工不断揭露在“三矿一站”（沁水县内的永红、永安、侯村煤矿和嘉峰煤炭集运站）在所谓的“改制”中，不法的权贵商人吕中楼是如何“空手套白狼”的。——由吕中楼参与成立的沁和煤业公司在2001年11月接管“三矿一站”时，他并没有用一分钱注资，仅仅靠与沁水县国资局签订的一纸协议就将“三矿一站”据为己有了。名义上吕中楼承诺在一年内分三次付清“三矿一站”的转让费，但他直到2002年12月才将所谓的3750万元实物购置资金付出到位。这一年时间里，煤矿利润大增，这3750万元就可能是用卖沁水县地下的煤炭赚来的钱拿出一部分来支付的。

沁水县的老党员和老矿工们还清楚的记得：在改制过程中除“三矿一站”的实物资产外，吕中楼的沁和煤业公司没有对采矿权和土地使用权以及无形资产进行评估作价进行购买，原国有企业享有的资源被沁和无偿占用。以沁和煤炭资源总储量10亿吨来计算，要想获得采矿权至少要拿出10亿资金。而实际上转为民营企业的“沁和煤业”分文未花，掘取巨大的国有资源。之后，“沁和煤业”又连续在沁水获得两座国有煤矿、两座集体煤矿，总资产超过800亿人民币。

沁水县的老党员和老矿工们铭记着这一笔笔国有资产流失账，也铭记着在“企业改制”旗号下发生的贱卖国有资产的丑行，更铭记住了贪官们与权贵商人相互勾结的黑恶贪腐丑闻。这些为之抗争了十多年的老人们如今垂垂老矣，但他们的维护国有资产的决心和抗争精神不减当年。他们的控告与抗争充满了悲壮情怀，这让人想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心的长城”。其实，自从变了味儿的“企业改制”造成巨额的国有资产流失，各地民众都曾自发地集结起来，筑起心的长城，奋力保卫过国有资产。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这场保卫国有资产的抗争，并没能取得像八年抗战那样的胜利。沁水县保卫国有煤矿资产“三矿一站”已经坚持了十二年，至今毫无结果，就是悲壮的见证。

这些天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会议正在北京召开，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在人大会议上用一连串的数字，“理直气壮”地说明山西的煤炭生产是安全的：“2011年，全国因为煤矿生产发生事故大概死了1900多人。山西挖了全国四分之一的煤炭，但是死了多少人呢？74个人。……以2011年为例，挖100万吨煤，全国平均就会有半个人因此丧生，而山西的这一指标是全国的六分之一。去年，全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是0.374，山西是0.091。”

也许袁纯清书记用数字见证的政绩，的确是可以理直气壮的，但他却没有“理直气壮”地说：山西煤矿的国有资产管理是安全的。仅沁水县“三矿一站”被不法官商勾结，借改革改制的名义，以“空买空卖”的黑恶手段，就让权贵商人吕中楼轻而易举地将超过800亿元的国有煤矿资源和资产转入了他私人的腰包。那么，山西还有多少国有煤矿资产被掠夺了？袁书记能否也用一串串数字“理直气壮”地敲山震虎，保卫山西的国有资产安全呢？

                     2013．3．6 于长江边